道教指南

师、宁波谛闲法师、天童山八指头蛇、长洲冶开合上等。但嫌佛教的修养法都偏重心性，对于肉体仍无办法，不能达到去病延龄之目的。因此又寻访道教中人，如苏州穹窿山、句容县茂山，都是香火地方，道士们不懂得修养。又如湖北均州武当山、山东即墨县崂山，虽有少数做修养功夫的人，他们所晓得的方法，尚不及我，有许多问题不能回答。其他不出名的地方，如安徽怀远县阴山、这江湖州金盖山等处，都是空跑，并无结果。我想，这样的寻访，白费光阴，还不如自己看书研究，因此遂下决心阅览《道藏》（以上皆是清朝光绪宣统时代，以后即民国时代）。

三十二岁至三十五岁，《道藏》全书，遍中国不过七部，都在各省有名的道观内，如沈阳太清宫、北京白云观、南阳玄妙观、武昌长春观、成都二仙庵、上海白云观，各有此一部。（其中一部或在看陜西省某道观内）民国初年，姊夫乔种珊在上海行医，他劝我还来上海与他同住，因此有机会余壬子、癸丑、甲寅这三年，长久在上海老西门外百云观阅览《道藏》，这书共计五千四百八十卷，是明朝正统年间勘版，流传到今约五百余年，向来没有人把这部书看完过，只有我一人费了三年光阴，从头到尾，此后集无人再看，放在藏经楼上六个大橱中，封锁三十七年之久，书多霉烂破损，前年上海市人民zheengffuu拨款一年八百万元，雇工将全部《道藏》修补完整，移交上海文化机关保管，不在白云观内。《道藏》看完后，我又想研究佛学，乙卯年，在杭州城外海潮寺佛教所办的华严大学住过一时期。乙卯秋季，又往北京寻访专门做修养功夫的人，惜无所遇，遂暂住北京（我离开家庭之后，在外面旅行的费用，是姊夫乔种珊接济，他身体也坏，希望我寻访得有效的方法，转教给他）。

三十六岁至五十五岁（丙辰至乙亥），丙辰年秋季，由北京回上海，与妻吴彝珠同居。她此时已不在医院服务，自设诊所于上海民国路，执行医师业务，我帮她照顾一切琐事，有空闲时，即阅览各种书籍。这二十年，生活安定，尚能容许我多研究学术，每天看两三卷书，并不困难，所看的书，大半和修养有关，同时亦兼看文学、史学、哲学、医学、佛学等书。（书的来源：或自己购买，或向人家借看，或到图书馆阅览。）二十年前所看的书，实在不少，我妻常笑我是书呆子。我因为上海环境太坏，或不把精神寄托在书上，就难免受到外界诱惑，动摇自己的身心，所以看书也算是我修养之一法。有些时候，看书仍不能制伏妄念，就出门游历，这到山里去，庚申年住九江庐山，甲子年往北京西山，其余苏浙皖三省名山，或久住，或暂住，所以住山也算是我的修养法，能够安定身心。

五十六岁（丙子年），乙亥年，我正住在徽州黄山，我妻患乳癌症，无药可治，她也想学修养法以延长寿命，写信催我返泸，勉强度过冬天，到了丙子年春天，妻病更重，只得和她迁居上海西乡，她用我教她的修养法自己治疗，大有效验，因此我对于道教上的修养法增加信仰，凡是人家寄来种种复杂的问题，无论此人我认识或不认识，皆详细的写信答覆他们。因为我想把自己由道藏全书中所研究出来的高深修养法让群众咸知，不愿衿为独得，所以一面答覆人家问题，一面又将信稿连问题公开发表，毫不隐藏，破除古代保守的旧思想，直到丁丑年秋季，方告一段落，这也是我为社会尽一点的努力（以上是抗战以前事）。

五十七岁至六十四岁（丁丑至甲申），丁丑秋季，上海四郊已在抗战，我们住在乡间，尚无所闻，临危即时，匆忙逃出，所有书籍、衣服、器具、食物、药品等，完全牺牲，此时已无历程家，我一人住在外甥女家乔馥玖处（即上海泰兴路五三八弄三号）。后来彼处避难的人多，屋小不能容纳，张嘉寿为我设法租住别处（乔馥玖即张嘉寿之妻）。那时各地方避难的人都集聚在上海，房租及物价飞涨，嘉寿个人之力不能负担，但几个朋友共同帮助，后来帮助之人逐渐减少，难以维持，仅靠张嘉寿、张竹铭两人照顾。那时我妻住在尚贤妇孺医院，仍带病服务。后来他病势逐渐加重，蒙该医院念她往日服务之勤劳，特别优待，许她住院养病，不收一切费用。我也陪她同住医院，经过长久的时间（此段所说，皆在八年抗日战争期内）。

六十五岁至七十岁（乙酉至庚寅），乙酉春季，我妻因得乳癌症，殁于上海东湖路尚贤妇孺医院。她自甲戌年得得病至临终，经过十年之久，别人患真乳癌（乳癌有真假之分），不过三四年即死，从来没有活到十年者，因为她在病中常做修养工夫，增加身内抵抗之力，所以寿命多延长了六七年。我们无家庭、无子女，全靠亲气朋友等共同帮助，料理丧事。妻死后，我离开尚贤医院，和张嘉寿等同住在东湖路浦东中学内。乙酉年冬季，迁移到上海铜仁路二五七号史剑光家中（以上在抗战胜利之后）。己丑年冬季，由铜仁路史剑光家迁移到上海华山路一四六一弄六号张竹铭医师家中（以上在上海解放之后）。

七十一岁至七十三岁（辛卯至癸巳）已往，我常常代人家做世俗应酬文字，或为讲解历史、国文、哲学，以及道教上的修养法、医学上健康法之类的书籍，实际上等于家庭教师，但不拿薪金，只由他们照顾我的生活。外甥女乔馥玖屡次劝我年老体衰，不宜再费脑力做文字工作。当时我尚不注意此话，到了七十岁后，自己感觉有时用脑过度，即头痛心跳，眼昏耳鸣，胃病大发，始信她劝我的话不错。遂于辛卯秋季，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五日，由上海华山路一四六一弄六号张竹铭迁移到上海泰兴路五三八弄三号乔馥玖家，闲住两年。但若从此无所事事，仍然销磨老年有限的光阴，亦非素愿，所以仍想做我的文字工作。杭州中医师胡海牙，于庚寅年冬季，请我讲过古医书《素问》、《灵枢经》，本年四月，他又写信邀我来杭，共同研究针灸科书上高深的学理，预备编辑针灸学辞典，因此由上海来杭，住在胡家。后来省zheengffuu秘书厅有一位同志晓得我对于中国古代学术颇有研究，尤其对于《道藏》全书曾经用过三年心力，而且我的资格又和zhoongyaang所规定的文史馆馆员资格相符，他就把我的名字提出，经审查委员会通过，由省zheengffuu正式聘请为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之一，为工作上便利起见，因此我的上海户口迁移到杭州。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即农历癸巳年九月廿一日

陈撄宁写于杭州市银洞桥廿九号慈海医室

自传补编

编者按：陈撄宁先生此篇自传，只叙述到一九五三年为止。为了让读者了解陈先生于一九五三年（即其七十三岁之年）后的种种行谊，兹依据李养正先生所写《论陈撄宁及所倡道教》一文，做此《补编》。

一九五六年秋，沈阳太清宫方丈岳崇岱等创议成立中国道教协会，陈先生被邀请为筹备委员之一，并于初冬之际，到北京与诸名山宫观代表磋商成立中国道协事宜。

一九五七年四月，陈先生七十七岁。第一届中国道教徒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陈先生由于胃溃疡卧病于杭州，未能亲自与会，但大会仍选举先生为副会长兼秘书长。

一九五七年冬，先生至北京，住中国道协所在地白云观。当时中国的“反右斗争”正如火如荼的开始进行当中，陈先生幸而未被卷入其中。

一九五八年，陈先生被政治协商会议吸收为列席委员，参与议政。

一九六○年，陈先生担任政协委员职务。时年八十岁。

一九六一年，陈先生当选为中国道教协会会长，并于是年成立道协研究室，推动道教研究及培养道教知识分子的计划；此外，也创办了《道协会刊》以及道教知识进修班。如上的一些举措，对于日后中国道教的发展，皆产生极为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一九六六年，中国爆发了所谓“文化大革命”运动，宗教信仰自由不仅遭到否定，宗教徒亦被视为“牛鬼蛇神”，中国道协因而被迫停止运作，陈先生于文化大革命期间，虽未遭受残酷的批斗及折磨，但对于时局，却有百般的忧思、困惑及不解，终而由此抑郁成疾。

一九六九年五月廿五日下午七时，陈先生因肺癌仙逝于北京医院，享年八十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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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撄宁先生手迹（1）

屑玉丸芝话正长，仙经密奥费猜量。

千秋复见孙思邈，待入龙宫乞禁方。

珍罢归来静养神，掀髯微叹又何因。

床头多少缠绵客，谁是黄粱梦觉人。

未向华阳学隐居，漫留歇浦事悬壶。

他年若遂听松愿，能让茅山半席无。

聚散浑如水上萍，樽前故旧感飘零。

残宵我已成孤月，幸有清晖接曙星。

陈撄宁先生手迹（2）

今之从事于静功者常云：不调息便罢，愈调息则愈觉得气急。都犯了以心逐气之病。